[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宣传思想工作在重大疫情应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积累了优秀经验。党的领导是战胜疫病的根本保证，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人民群众是抗击疫情的主力部队，要动员全社会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科学知识是防控疫情的关键武器，要进行科学教育克服麻痹和恐惧；民族精神是克敌制胜的精神支柱，要宣传先进事迹增强民族凝聚力。做好疫情应对中的宣传思想工作需要守正创新：将党的领导、发动群众和科学防疫三者结合起来；不断创新疫情应对中舆论引导和宣传动员方式。
[关键词]重大疫情；宣传思想工作；历史经验；守正创新
在旧中国的土地上，曾经疫病肆虐，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苦难。仅以鼠疫为例，解放前40年间，有53万余人发病，38万余人因此丧命。[1]291统治阶级不仅防疫无力，疫情中的宣传工作更是无暇顾及。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十分重视卫生防疫工作，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多次疫情防控斗争的胜利。在党的领导下，针对重大疫情的宣传思想工作逐步发展起来并在重大疫情的防控部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党的疫情防控事业贡献了重要力量。新时代，面对重大疫情防控的新形势，回顾新中国重大疫情应对中宣传思想工作的历史，总结经验并传承精华，有助于宣传思想工作在守正创新中实现新作为。
一、重大疫情应对中宣传思想工作的历史
卫生防疫，是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事项，而围绕卫生防疫开展的宣传思想工作，则是做好卫生防疫的重要环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疫情防控任务，针对传染病的卫生防疫宣传则是贯穿始终的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在党的领导下，采取适当的策略开展卫生防疫宣传，为有效化解各类疫情风险、缓解和遏制疫情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革命时期，宣传思想工作在与美国细菌战进行的斗争中极为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世界就不平静。中国民众曾在抗日战争时期饱受日军细菌战的残害，1952年1月28日起，朝鲜前线我军阵地及后方又连续发现，美国用空军大量施放和传播细菌。继东北之后，关内沿海地区连续发现美国大量撒播带有病原细菌的昆虫和传染物。1952年2月到9月，中央连续4次下达关于反细菌战宣传的指示。《中央宣传部关于防疫宣传工作的指示》中强调，与敌人的细菌战进行坚决的斗争是“当前全国人民的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在这个斗争中，宣传工作极为重要。”[2]339针对细菌战的宣传思想工作有两个特点：一是高度的纪律性。由于美国矢口否认曾使用细菌战武器，诬陷中国故意推卸无力防疫的责任，又多方打探其使用细菌武器的效果，为防止被敌人利用造谣或泄露我方真实的防疫能力，中央要求媒体不得擅自发表细菌战引起的病疫和防疫情况，必须经中央审查批准后，由新华社统一发布。当世界和平理事会确认美国细菌战事实后，《中央关于在全国报刊上大张旗鼓地进行反细菌战宣传的指示》制定了全国报刊10天内的每日宣传计划，要求各地不得提前和迟误。二是手段的多样性。中央要求关于细菌战的政治宣传，必须结合各种实际工作，采取各种方式，持续不断地进行。“除充分利用报纸、广播、文艺、出版物等宣传工具和运用报告员、宣传员、读报员等宣传力量外，还可以通过各种群众集会进行控诉。”[2]340
建设时期，宣传思想工作推动烈性传染病防疫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该时期，防疫重点是副霍乱、鼠疫、疟疾、伤寒、血吸虫病等传染病。为了推动防疫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毛泽东亲自走在防疫宣传的第一线。1958年，毛泽东针对血吸虫病表示，“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 [3]235在余江县消灭血吸虫后，他写作《七律二首·送瘟神》，并称“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3]234由于毛泽东巨大的个人魅力和影响力，“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等诗句家喻户晓。对余江县抗疫胜利的宣传，让12个疫区省市又充满了希望。鼠疫曾是肆虐中国的烈性传染病。196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确定了依靠人民群众的方针，在其制定的《消灭鼠疫三年规划》中，第一步就要求“宣传预防鼠疫知识，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1]293。1961年起，副霍乱依次出现在广东、浙江、福建、上海等地，传播迅速、发病猛烈。1962年8月，华东局卫生部党组在《关于华东地区和广东省卫生工作紧急会议情况的报告》中指出，要“深入开展卫生宣传教育工作，提高群众消灭疫病的自觉性。” [4]5并且，对疫区和非疫区的群众都有必要进行宣传教育，“在疫区要向群众讲清楚副霍乱的危害性和防治的办法，非疫区可以向群众进行卫生防疫知识的宣传，做好预防工作。”[4]5宣传思想工作推动防疫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对于有效抑制和消灭多种烈性传染病，起到了重要作用。
改革时期，宣传思想工作在“非典”等新型疫情防控时期对维护社会稳定起了重要作用。该时期，传统的烈性传染病被大量消灭和控制。但是，非典型性肺炎、甲型H1N1流感等新型传染病出现，其中“非典”最为严重。2003年7月，胡锦涛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从长远发展看，要进一步加强宣传舆论工作。因为，伴随网络的蓬勃发展，信息多元化和舆论复杂化的趋势日益显现，不断挑战传统的宣传格局。做好重大疫情等国内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关系到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关系到党和政府形象，关系到我们处理突发事件工作的开展。”[5]72胡锦涛充分肯定了广大新闻工作者深入一线，及时传播党和政府的声音、宣传模范事迹、普及防护知识，为鼓舞斗志、稳定人心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年，甲型H1N1流感在世界多国暴发。国务院办公厅下达《关于进一步做好甲型H1N1流感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做好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及时准确发布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重点宣传我国疫苗研发成果和接种政策。通过加强舆情监测，主动实施引导的方式，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二、重大疫情应对中宣传思想工作的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宣传思想工作在多次防疫斗争中取得的历史经验，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重大疫情防控出现新形势，人类社会面临的疫情风险更加多样。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发生疫情，都会对整个世界产生深刻影响。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和蔓延，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新时代的重大疫情防控工作面临着诸多挑战。宣传思想工作要在重大疫情应对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就必须结合重大疫情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坚持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在传承经验和与时俱进中实现新作为。
（一）党的领导是战胜疫情的根本保证，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重大疫情应对中，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很有必要。一方面，党的领导可以为宣传思想工作提供组织支持，确保正确导向。比如，1952年，针对美国细菌战，中央在中央防疫委员会之下设立了防疫宣传办公室，并要求地方全部宣传工作必须在当地党委宣传部门的统一领导下，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和请示报告制度，不得泄露国家机密，避免发生片面宣传的错误。另一方面，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有助于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克服思想问题和错误观念。1958年，内蒙通辽复发鼠疫。卫生部党组在总结原因时指出，在未取得彻底胜利时，就从思想上解除了武装，是此次鼠疫发生的主要原因。[6]256中央指出，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对干部和群众的教育，克服和防止因多年未发生人间鼠疫而产生的松劲麻痹思想和某些畏难情绪；树立一鼓作气连续斗争若干年，把鼠疫彻底消灭的观念。”[7]741962年，治理副霍乱一年的经验也证明：哪里的领导重视不够，决心不大，行动迟缓，措施无力，便不能控制疫情的发展；反之，领导重视，抓得紧、抓得狠，便能很快控制疫病的流行。因此，“各级党委必须切实加强领导，特别要注意加强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教育，使一切措施落实到群众。”[4]4几十年来，这条经验一直在抗击疫情的实践中得到运用。2003年，胡锦涛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继续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宣传舆论工作的重要性，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对宣传舆论工作的领导和引导。”[5]72
（二）人民群众是抗击疫情的主力部队，要动员全社会参与爱国卫生运动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既是一项创举，也是一项成效显著的群众性防疫工作。1957年，毛泽东表示自己很注重“除四害”，这不仅是清洁卫生运动，而且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希望达到“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效果。[8]1651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8]1657至此，防疫工作与爱国主义紧密相连，达到了空前的政治高度。1958年和1960年，毛泽东两次下达通知，要求在全国开展和重新发动爱国卫生运动。而后，许多地方均可看见动员民众参加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要求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比如，1960年针对鼠疫，中共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提出，紧紧结合爱国卫生运动，普及卫生知识，把技术交给群众，做到户户都有捕鼠工具，经常捕鼠。鼓舞与动员群众自觉地投入运动中来，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和智慧。[1]2931962年针对副霍乱，卫生部党组要求，在疫区和接近疫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普遍宣传群众卫生运动的意义和作用，大力普及卫生知识，破除迷信，培养群众卫生习惯，介绍各种简便易行而又确实有效的防疫办法，使之家喻户晓，老幼皆知。”[4]456几十年后，爱国卫生运动仍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1996年，江泽民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使我国卫生工作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要继续教育和引导群众，并将“动员全社会参与”列为新时期卫生工作的指导方针之一。[9]598－5992003年，胡锦涛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广泛开展卫生科普知识宣传，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移风易俗，革除陈规陋习”[5]70。
（三）科学知识是防控疫情的关键武器，要进行科学教育，克服麻痹和恐惧
面对疫情，干部群众中常出现两种思想倾向，一是对疫情的危害认识不够，产生轻敌和麻痹的思想；二是过于害怕疫情，产生恐慌情绪。而思想麻痹和恐惧情绪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对于疫情的科学知识了解不足。因此，需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既不要麻痹，也不要恐惧，而要掌握科学防疫方法，积极参与防疫的斗争。1951年，中央印发的《必须重视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中指出，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每年因缺乏卫生知识和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带来的损失，可能超过各项灾荒带来的损失。1952年，在反对美国细菌战的宣传中，中央经过部署，发动控告和反对美帝新罪行的宣传运动，各报登载新华社新闻、《人民日报》社论，民族党派、人民团体、社会人士、科学家、人民志愿军伤病员和各阶层群众发表抗议言论。通过揭露敌人的无耻罪行，激发民众的爱国义愤，提高警惕，克服麻痹思想。但是，如果不将应对疫情的科学武器交到群众手中，而只是宣传疫情的破坏性，很可能会发生恐慌。邓小平特别指出：“美帝国主义企图造成一种‘神经恐慌症’，这样他们就有利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加强防护，另一方面也不要自己造成恐慌情绪。”[10]358因此，国内广泛宣传能够打败敌人细菌战的思想，介绍对付细菌战和一般防疫的科学常识，树立民众信心，克服恐慌情绪和畏惧心理。
（四）民族精神是克敌制胜的精神支柱，要宣传先进事迹增强民族凝聚力
面对重大疫情，一些党员干部勇担重任，冲锋在前，成为抗击疫情的主心骨；许多一线工作人员不顾个人安危和辛苦，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大量群众各尽所能，对疫区无私援助，不留下姓名，留下了人性的光辉和无限的感动。抗击重大疫情往往是持久的斗争，人心需要不断地激励，而万众一心的舆论氛围能带给人信心、勇气和力量。疫病无情人有情。这些先进事迹和感人故事中，蕴藏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形成了凝聚人心、克敌制胜的强大精神支柱，让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1996年，江泽民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大批卫生工作者下厂下乡，奔赴边远山区和疫区，救治病人，传播卫生知识，出现了许多在群众中广为传颂的动人事迹”[9]599。2003年，面对“非典”疫情，社会各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形成强大合力。各个部门服从大局、听从指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胡锦涛强调，防治“非典”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斗争，宣传思想工作“要大力弘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精神。”[5]24民族精神在重大疫情的锤炼中愈加坚强，并且与时俱进。科学精神、法治精神、民主精神、公共意识和开放意识日益提升，为民族精神增添新的光辉。
三、重大疫情应对中宣传思想工作的启示
进入新时代，结合新形势，面对新问题，重大疫情应对中的宣传思想工作需要坚持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传承精华，与时俱进。
（一）重大疫情应对中的宣传思想工作需要守正创新
读史可以知兴替，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诞生新理念新方法的土壤。总结和传承反复经过实践检验的优秀经验，可以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少走弯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但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结构变动和利益格局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宣传的环境不断变迁，某些过去好用的方法可能会失效。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好的宣传可以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而不好的舆论则可能成为民众的迷魂汤、社会的分离器、社会的软刀子。宣传动员和舆论引导能力强，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优势。但是，进入网络时代后，不少干部深感“能力恐慌”。因此，过去的经验不能全盘照抄，而要在传承精华的基础上，因势而动、应势而谋、顺势而为，不断加强舆论引导和宣传动员的及时性、针对性和专业性，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
（二）将党的领导、发动群众和科学防疫三者结合起来
这条基本经验是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的。毛泽东在《送瘟神》后记中，总结了江余县消灭血吸虫病的原因：“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3]235这条经验在几十年的抗疫斗争中不断得到运用与证实。2003年，胡锦涛在谈到夺取防治“非典”斗争胜利时，指出首要原因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关键是发挥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5]59、25在重大疫情中开展好宣传思想工作，离不开党的领导、发动群众和传播科学三者的有机结合和相互支撑。其一，党的领导在抗击疫情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是领导人民取得胜利的坚强保障。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之下，宣传思想工作可以确保正确的导向，以正面宣传为主，积极进行舆论引导，增强民族凝聚力。其二，人民群众是抗击重大疫情的力量源泉。如果能对民众进行系统性教育，普遍提高群众的科学素养和思想觉悟，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全民动员、群防群控，抗击疫情就有了主力军。反之，民众精神松懈或陷入恐慌，疫病防治就困难重重。其三，科学既是疫病的克星，也是党政干部科学决策和武装群众的法宝。在科学知识和技术上武装起来的群众是充满信心和力量的。因此，要不断加强科学防疫宣传，让广大干部群众用科学的态度对待疫情，用科学的手段防治疫病，从而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和战胜疫病的信心。
（三）不断创新疫情应对中舆论引导和宣传动员方式
在战争年代，“严格遵守保密纪律”曾是疫情防控中宣传工作的一条重要方针。但是在和平年代，关于疫情灾情的报道则应当更加公开。1959年，毛泽东看了广东水灾的内部参考资料后，在给胡乔木、吴冷西的批语中写到，“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11]148当前，网络成为舆论的主战场，当普遍的社会恐慌叠加必要信息的缺乏，公众的情绪会很不稳定，容易进入非理性状态，产生从众心理和激动情绪，轻信猜测和谣言。新媒体鱼龙混杂，谣言大量产生和扩散，其中不乏别有用心之人利用谣言将愤怒引向官方。如果不及时介入，大量谣言可以误导公众，引发恐慌、愤怒以及对官方官媒的不信任，不断形成黑色舆论风暴；反之，提升重大疫情中信息的透明度，让真相成为谣言的粉碎机，增强舆论引导的及时性、针对性和专业性，新媒体也能够成为传播真相和引导公众进行反思的重要渠道。此外，在疫情防控中，需要结合实际，选择有针对性实效性的宣传动员方式。以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动员为例，最初国家将卫生运动与社会主义教育相结合，提升其政治高度，用爱国热情激发民众积极参与。后来，在开展消灭鼠疫的群众性运动中，采取个人义务、集体承担和国家补助三结合的办法，合理解决报酬和奖励问题，激发民众积极性。[7]74-75当前，传统的爱国卫生工作方式面临很大挑战。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创新健康教育的方式和载体，组织发布科学防病知识，打击不实和牟利性误导宣传行为。[12]8-9改革创新动员群众的方式方法，建立政府和市场有机结合的机制，动员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捐赠、创办服务机构、提供志愿服务、参加义务劳动等方式，参与爱国卫生公益活动。[12]14由此可见，疫情应对中的舆论引导和宣传动员方式需要结合现实情况，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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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思想教育研究》2020年第3期）
